在學校這個不到三十坪的微型社會裡，我被判處了一場名為「好朋友」的社交無期徒刑。 曾經，這塊招牌是我們的保護色，如今卻成了我頸上最沉重的枷鎖。因為我們「曾經很好」，所以所有的分組、午餐、甚至是畢旅，都被理所當然地綁架在一起。在旁人眼中，我們是形影不離的連體嬰，只有我清楚，這段感情早已在對方的無腦與消磨中，爛成了讓人反胃的空殼。 最擊敗的是，我連「不演了」的權利都沒有。一旦我轉身開發新支線，不明就理的觀眾就會指責我是那個「說走就走」的壞人。於是，我只能戴上專業的假面，在物理限制與道德綁架的夾縫中，獨自扛著對方拖後腿的重量，窒息地數著畢業的倒數